2023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对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了新的部署，明确指出要“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，以高水平开放更有力促改革促发展。”2021年11月，由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共15方成员签署了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》（以下简称“RCEP”）。RCEP成员国GDP占全球30%，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50%。RCEP的签署顺应了世界发展与开放合作大势，也是亚太区域各国的共同选择。值得注意的，RCEP在第十九章专门设计了高水平的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（SSDS），既考虑到了亚洲地区的特性，也考虑到了经济体不同的发展水平以及对待争端解决的差异化传统，这亦为中国仲裁机构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机遇。

RECP不仅体现了投资自由化和法治化的原则和精神，依照“习惯国际法”确保投资公平公正，还吸纳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优点和长处。这些原则和规则形成了制度合力，对于成员国之间的争端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。成员国可以依据第十九章七条之规定，通过“如斡旋、调解或调停”的方式处理争端，并且时间节点极为灵活，RECP第十九章第七条规定：“可以在任何时间开始，并且可以由任何争端方在任何时间终止。”一方面，这一模式具有极强的效率导向。例如，RCEP不设置上诉程序，专家组的裁定就是终局的，有约束力且可执行的。另一方面，这一模式体现了渐进性和灵活性的特点。例如，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对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以及标准、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中为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约定了过渡期，为成员国保留了较高的自主性。

目前，我国仲裁机构经受住了疫情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冲击，保持了高质量发展。据统计，2022年全年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4086件，争议金额1269亿元，服务83个国家和地区。与此同时，随着RECP协议的签订，我国仲裁机构在规则修订、仲裁方式创新等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有待释放，对于我国仲裁机构高质量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，具体有如下几点新启示：

第一，要坚持调解与仲裁相结合的仲裁模式。“调解”在中国拥有非常深厚的传统，并逐渐作为一种“中国经验”为世界主流仲裁机构所接受。调解既可以降低成本，还可以有效保护当事人利益的同时，不至于危害长期商业合作。但是，从目前来看，由于调解的程序管理程度较低，如何在仲裁过程中有效使用调解面临着很大的挑战。目前，我国仲裁机构通常在通过组庭前先行调解、庭审过程中调解、依据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、合意裁决等方式实现“调仲结合”。参照RECP的斡旋、调解或调停模式，未来中国仲裁机构可以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，构建更为丰富的纠纷解决方式，并在仲裁规则上提供程序上的支持，例如参照“斡旋”的灵活性，将调解的介入提前到受案阶段；指引当事人在拟定仲裁协议时纳入“调解前置”条款等。

第二，要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。“意思自治”起源于仲裁中“商人自治”的历史传统，也是仲裁有别于诉讼的重要特征。RCEP第十九章第5条明文规定了场所选择条款，即如若当事方选择RECP争端解决机制，则排除同一争议向其他争端解决机制主张权利的可能。这一模式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高度体现，既符合经济原则，又保护了当事人的诉权。从目前的仲裁实践上看，机构仲裁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上仍有提高空间。例如，目前主流仲裁机构正在探索“临时仲裁”制度，但仲裁机构对于程序的管理依旧十分严格，机构介入程度较深。未来，中国仲裁机构亦可对于“临时仲裁”这一事项在管理权限方面进行创新。只要仲裁条款对该事项有约定，就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。

第三，要进一步提高仲裁机构效率。“效率”是商事仲裁的灵魂。RECP在十九章专门规定争端解决程序的“时间表”，吸取了WTO机制程序耗时过长而饱受诟病的教训，其缩短了争端解决各个阶段的审限，如磋商时间降至30日，又如专家审理时间一般为150日，最长不超过180日，极大的提升了争端解决的效率。从目前的仲裁实践来看，我国绝大部分仲裁机构均在规则中规定了仲裁时限。但随着区块链、元宇宙等新技术的应用，未来在线上开庭、电子送达、类案数据库建设、批量案处理等方面还有进一步的提质增效空间与可能。

(作者 ：刘乐阳，贸仲委湖北分会秘书长助理 李 润，贸仲委湖北分会办案秘书）

来源：法治网